学者建议:支持政策不仅要关注生育,更要让人敢结婚、能结婚


学者建议:支持政策不仅要关注生育,更要让人敢结婚、能结婚
中国妇女研究会官网近日刊发的文章指出,家庭支持政策不仅要重点关注生育行为,更要重视婚姻行为。我国应在尊重婚姻自由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使想结婚的人敢结婚、能结婚。 文章作者、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玉静总结分析了日韩两国应对低生育率的家庭政策及其效果。“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都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又先后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陷阱。为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两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包括托幼服务、育儿津贴、亲子假、平衡工作与家庭等在内的一系列家庭支持政策。”在她看来,不可否认,日本和韩国采取的一系列应对低生育率的家庭政策在减缓人口规模缩小,提升女性就业率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提高人口生育率、扭转人口负增长的成效并不明显。截至2021年4月1日,日本14岁以下儿童数量为1493万人,连续40年下降;儿童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1.9%,连续47年下降。韩国总和生育率在2018年已下降到1.0以下,2020年第一次出现了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现象。 杨玉静提到的第一个启示是“要正确研判人口发展趋势,切勿错失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有利时机”。 她说,20 世纪50-60年代中期,日本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70年代中期以后总和生育率一路下滑,却没有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直到1989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日本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韩国的情况大致相同。政策措施出台过晚、错失时机是两国难以扭转生育率持续走低局势的原因之一。这一教训表明,对人口问题实施对策宜早不宜迟,行动越早,代价越小,越易收到成效。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20多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应抓紧制定、出台并实施更加全面系统的家庭支持政策和更加细化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家庭支持政策不仅要重点关注生育行为,更要重视婚姻行为。”她提到,当代日本的新生儿基本是婚内生子,非婚生子所占比率很小,因此结婚是生子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日本就业环境恶化,就业和收入不稳定,一些年轻人不敢结婚、不能结婚,未婚化、非婚化已成为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多年来日本家庭政策更多地关注生育行为,致力于扩大育儿休假制度、增加育儿补贴、完善育儿设施等,而忽略了婚姻行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促使年轻人走进婚姻。我国同样也面临着未婚、不婚人口比例上升、初婚年龄推迟问题,因此在制定实施人口和生育政策时应重视婚姻行为,在尊重婚姻自由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使想结婚的人敢结婚、能结婚。 另外,政策目标不仅在于提高人口生育率,更应着眼于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杨玉静表示,近年来日本和韩国的儿童养育支持政策都注重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有孩子或考虑生育的就业女性困境,但它并没有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也没有解决将母亲作为婴幼儿照料主要责任人的文化问题。数据显示,2011年韩国申请亲子假期的男性只有2%,这主要受到社会舆论压力、企业文化以及男女社会分工的影响。因此,日韩两国女性不愿生育更多孩子的原因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儿童照料服务和育婴假不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各种家庭政策措施并没有显著减少职业女性花在家庭事务上的时间,反而使她们因不断增大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不得不加倍投入工作,常常陷入工作与家庭的两难之中。因此,我国在制定实施相关家庭政策时,政策目标不仅要追求低生育率的改善,也应通过长期性、综合性方式,创造有利于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的社会文化环境。合作淘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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